“偉大的盧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了！”
1937年8月1日，《世界知識》雜志的長篇通訊《盧溝橋抗戰記》中，這句振聾發聵的預言穿透紙背。
令人難以置信的是，如此洞穿時局、精準如炬的論斷，竟出自一名年僅二十五歲的戰地記者之手。
然而，就在文章刊發月余之后，這名年輕記者的身影便消失在彌漫的硝煙之中，“失聯”至今。
他就是方大曾，被譽為“中國的羅伯特·卡帕”，公認的盧溝橋事變報道第一人。
刊載在《良友》雜志（1937年7月號）上的圖文報道《盧溝橋事件》。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攝影
方大曾，又名方德曾，筆名小方，祖籍江蘇無錫，1912年7月13日出生于北京。還在中學時期，他就用母親給的7塊大洋買了一架照相機，由此走上攝影之路。
1929年，17歲的方大曾發起成立“少年影社”，并舉辦攝影展。考入北平中法大學經濟系后，曾任北平少先隊機關刊物《少年先鋒》周刊編輯。他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攝影活動中，并通過自學成為攝影師，經常利用假期外出旅行、寫稿和照相。
1935年，方大曾從中法大學畢業后，與吳寄寒、周勉之等一起創辦中外新聞學社，任攝影記者。“一二·九”運動后，方大曾參加“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”，是年采訪綏東戰場，先后到天津、山西、內蒙古等地拍攝了大批反映當地民眾生活的照片，發表在《良友》《申報》《世界知識》等刊物上，獲得廣泛好評，在國內攝影界嶄露頭角。
“一二·九”運動。方大曾 攝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紡紗廠。方大曾 攝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方大曾的鏡頭始終對準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百姓，記錄百姓日常生活和他們的喜怒哀樂，樸素而真實。他留下的影像中有纖夫，有腳夫，有礦工，有農夫，有車夫，有流浪者，也有孩子們天真的笑容；方大曾的照相機鏡頭始終對準社會，關注社會動態和民生。在黑與白相映襯的影像中，他留下了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的血與火、戰爭與苦難。
民眾集會。方大曾 攝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等待下井的礦工。方大曾 攝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城市腳夫。方大曾 攝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三代同堂。方大曾 攝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戰地
1936年綏遠抗戰爆發，作為中外新聞學社唯一的攝影記者，方大曾趕赴綏遠，在43天的行程中，全面報道了綏遠抗戰。
他深入到中國軍隊官兵中，拍攝了大量軍隊訓練的照片，有修筑戰壕、運送彈藥的戰士，防空演練、救護演習、防毒演習，以及士兵們的日常生活等，并寫出了一些有影響的戰地通訊。
擦槍備戰。方大曾 攝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行軍換防。方大曾 攝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隨時準備著。方大曾 攝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運送傷員。方大曾 攝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在綏遠前線，方大曾寄給母親一張自己身著戎裝、頭戴鋼盔的照片。上面寫著：“母親大人存念 男小方攝于1936年冬時執行攝影工作 于綏東戰地”。
方大曾寄給母親的戎裝照。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1937年7月7日，盧溝橋畔戰事起。10日一早，方大曾騎上自行車，只身前往盧溝橋。
《盧溝橋抗戰記》中有這樣的描述：“十日清晨，戰爭既停，記者乃騎著自行車赴盧溝橋視察……日軍雖云撤退，但是仍在平漢路豐臺的岔道的沙崗底下搭著四五座帳篷，到盧溝橋的公路，須經過這條岔道的一個涵洞，有兩個日軍在涵洞口上放哨。我經過這里的時候，被日軍截住……一小時后，我被放行，穿過涵洞再行了一里許到宛平城下。”
1937年8月1日出版的《世界知識》雜志第6卷第10號發表了署名“小方”的《盧溝橋抗戰記》及若干張照片，這是第一篇以圖文形式向世界介紹盧溝橋戰地情況的通訊，為世界了解中國全民抗戰發端提供了詳細的第一手信息。
盧溝橋事變后方大曾拍攝的首批照片之一。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1937年7月28日，方大曾在保定與范長江、陸詒、宋致泉相遇，由范長江舉薦，他以《大公報》特派記者身份赴華北戰場，報道抗日前線最新戰況。
這一段時間，方大曾陸續發表戰地通訊《前線憶北平》《血戰居庸關》《保定以南》《保定以北》《由保定向北去》《從娘子關出雁門關》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》等。
長辛店慰勞隊。方大曾 攝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方大曾發表于《美術生活》雜志的組照《衛國捐軀》。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1937年9月30日發表在《大公報》上的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》一文最后寫道：九一八，寫于保定，寄自蠡縣。這是方大曾最后一篇見諸報端的文章，從此以后，這位活躍在全面抗戰爆發初期的優秀戰地記者，像謎一樣消失，再無只言片語存世。
方大曾失蹤后，家人曾苦苦找尋，始終無果。
隨著時間推移，方大曾漸漸不為人所知。
追尋
2000年，紀錄片《尋找方大曾》在央視播出。紀錄片導演馮雪松從1999年了解到方大曾的故事后，開始了對其持續至今的尋找，先后出版了《方大曾：消失與重現》《方大曾：遺落與重拾》等專著。在馮雪松的推動下，2015年7月7日，“方大曾紀念室”在保定落成。
馮雪松（右）和攝制組在保定當年的戰地尋訪。孫進柱 攝
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蓮池區永華南大街465號的光園，為紀念抗倭名將戚繼光而得名，民國時期由明代大寧都司右衛署和斷事司改建而成，被列入全國第七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方大曾紀念室便設于此。
走進方大曾紀念室，不大的房間內，四面墻壁上布滿方大曾的新聞作品。在房間的一端，方大曾的半身銅像占據著正中位置。在房間的另一端，玻璃展柜里一只旅行箱常吸引參觀者駐足，這是方大曾唯一存世物品。
7月24日，孫進柱在介紹方大曾唯一存世物品——旅行箱。新華社記者 牟宇 攝
方大曾紀念室內的方大曾塑像（7月24日攝）。新華社記者 牟宇 攝
方大曾紀念室（7月24日攝）。新華社記者 牟宇 攝
2018年7月７日，方大曾研究中心在河北保定成立，該機構以發掘研究方大曾等抗戰記者、報人事跡和傳承抗戰精神為宗旨。
“方大曾的前線采訪多在保定一帶，他最后一篇報道寫于保定，最后能查證到的足跡也在保定，所以在保定建立方大曾紀念室和研究中心。”方大曾研究中心主任孫進柱說。
7月24日，孫進柱（中）在方大曾紀念室外向參觀者介紹方大曾事跡。新華社記者 牟宇 攝
7月24日，孫進柱在講述方大曾事跡。新華社記者 牟宇 攝
2006年3月16日，方家三代人精心保管近70年的837張方大曾攝影作品底片，由其家人無償捐贈給中國國家博物館，成為社會共有財富。
在多方共同努力下，消失于歷史深處的方大曾，似乎猛然轉身，向如今的我們走來。
近年來，方大曾紀念室與北京大學、華中科技大學等學校建立聯系，成為新聞專業學生的教育實踐基地。
2017年7月7日，華中科技大學方大曾新聞社實踐基地掛牌儀式現場。（方大曾紀念室供圖）
“在方大曾的身上能看到，在民族存亡之際，中國青年對國家、社會、民族的關注。研究方大曾，是要讓更多青年學子了解這位中國戰地記者，延續國家記憶，傳承民族精神。”孫進柱說。
中國新聞史學界泰斗方漢奇曾評價道：“范長江與方大曾雙峰并峙，二水分流，一個長于文字，一個長于攝影，是中國新聞史上的雙峰，可以并存于世、并存于史、并存于書。”
方大曾曾經記錄的土地，現在已是海晏河清、生機盎然。那些由他鏡頭捕捉到的難忘瞬間、在他筆端流淌的抗爭史詩，穿過歷史的硝煙，成為中國軍民百折不撓意志的永恒見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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